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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德:人们宁可忍受不安逸的生活,也不甘忍受无意义的生活

2024-11-13 来源:框赞情感

现代人的爱情观伴随着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,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,归功于歌德。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出版于1774年,当时歌德只有25岁,这部爱情小说一经问世,便迷倒了一代年轻人。爱情被提升为一种崇高的价值,为爱情而甘愿牺牲生命,成为生活意义的体现。1809年,已是晚年的歌德又写了一部爱情小说《亲和力》,再次探讨爱情与理性的矛盾。

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,1749-1832),世界文学巨匠,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,“狂飙突进”运动的旗手、魏玛古典主义的代表,其作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浮士德》等均是世界文学中的名篇。

“第一次体验到爱情”

爱德华与夏洛蒂曾是一对恋人,当初爱德华遵从父命,跟一个富家女结婚,夏洛蒂也不得不嫁给一个有钱人。人到中年,爱德华的妻子去世,他跟夏洛蒂终于结合在一起。夏洛蒂将女儿送到寄宿学校,随爱德华来到他的乡间庄园,享受着两人的幸福生活。

不久,爱德华的朋友奥托上尉应邀来到庄园做客,帮他重建庄园,夏洛蒂也将自己的侄女奥蒂丽接来同住。一天晚上,大家谈论起亲缘关系,奥托用化学知识作类比,认为物质具有某种意志和选择力:“我们把相聚时快速互相吸收、置换的属性称之为亲和力。”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不同物质的混合,一经接触,就会发生置换和重组。

渐渐地,四人外出散步时,爱德华更多地跟奥蒂丽走在一起,而奥托更多地跟夏洛蒂走在一起。从前,爱德华与夏洛蒂单独在一起演奏乐曲,但总不是很合拍,现在奥蒂丽弹钢琴为爱德华的长笛伴奏,却很适应爱德华的演奏方式,情愫在她心中悄然产生,在给未来的别墅奠基时,奥蒂丽将挂在脖子上系着父亲小像的项链放进坑里。

奥蒂丽与爱德华。

夏洛蒂本想促成奥蒂丽与奥托,却没有料到,年轻的奥蒂丽竟跟爱德华两情相悦,她自己也与奥托彼此倾慕。一天,家里来了一对客人,是伯爵和他的情人,夏洛蒂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个女友离婚的消息,感到十分惊讶,伯爵说:“要是我们因为这种事而感到吃惊,说到底也还是我们自己的过错。我们总喜欢把世界上的事物以及婚姻想象得那么持久。”伯爵接着又说,他的一位律师朋友主张:“任何婚姻都只应当以五年为期。”

伯爵知道奥托还没有自己的事业时,打算给他介绍个职位,这让夏洛蒂伤心欲绝,来访的客人都看出了这四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。那天晚上,爱德华夫妇在一起,但两人都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怀中搂着的是新的意中人,“爱德华搂着的只是奥蒂丽,而夏洛蒂的心灵的窗口忽远忽近地浮现着的则是上尉。说也奇怪,实际的和虚幻的就这样令人愉快而销魂地交织在一起。”

经过一番周折,这四个人都向对方表白了心迹,奥托和夏洛蒂还保持着理智和克制,爱德华与奥蒂丽则狂热地相爱。看着花园里的梧桐树,爱德华惊奇地发现,种这棵树的时间正好跟奥蒂丽出生的日子是同一天。奥托知道与夏洛蒂的爱情不会有结果,于是选择离去,爱德华也由于难以离婚而陷入绝望,上了战场,后来又隐居在附近一处乡村。

然而,爱德华始终对奥蒂丽念念不忘,他觉得自己从前的日子全白过了:“过去我一直没有过爱情,如今才第一次体验到爱情的滋味。”奥蒂丽也在庄园里思念着爱德华,她在日记中写道:“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独立是一种最美好的状态,但没有爱又怎能成为可能。”爱德华离家出走后,夏洛蒂生下一个男孩,她内心充满矛盾,婚姻已经破裂,她既不愿离婚,又不想伤害奥蒂丽。

奥蒂丽意识到,完美的爱情是无私的,她希望夏洛蒂与爱德华复合,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。这时,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,奥蒂丽带婴儿外出时,不慎使婴儿落水溺亡。看到奥蒂丽悲痛万分,夏洛蒂同意离婚,奥蒂丽却认为自己罪孽深重,发誓永远不会跟爱德华结合,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,最后绝食而死。不久,爱德华也在悲痛中离世,夏洛蒂将这对恋人安葬在教堂,让他俩永远长眠在一起。

奥蒂丽和夏洛蒂的孩子。

“这对情侣肩并肩地长眠一地”

这是一部令人伤感的罗曼蒂克小说。与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相比,《亲和力》多了些理性思考,少了些激情澎湃。不过,晚年的歌德似乎又恢复了他年轻时的活力,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演绎成一个动人的故事。更重要的是,歌德在《亲和力》中创造了一种爱情小说的模式,一个有夫之妇或一个有妇之夫,在与某个异性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时,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。

歌德试图探索爱情的奥秘,他采用了“亲和力”这个词作为书名,将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看成是一种化学反应,爱情的产生是不由自主的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小说中的四个主人公都十分善良、优秀,夏洛蒂与爱德华相亲相爱,但她却偏偏对奥托产生情愫,奥蒂丽与奥托十分般配,而她又偏偏爱上有妇之夫爱德华。

在歌德看来,两情相悦是一种命运的安排,爱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,坠入情网的人往往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对方,因为如果能分析原因,那就不是属于爱情,而是属于理智了。奥蒂丽在日记中写道:“人们宁可忍受不安逸的生活,也不甘忍受无意义的生活。”恋爱中的人只知道,这个爱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,虽然明知危险,也必须往前走,就像古希腊的命运悲剧,它根植于人类服从命运的古老传统。

这种浪漫主义的爱情观赋予爱一种神圣性质,因而当小说中人物的爱情与道德发生冲突时,读者往往会倾向于站在爱情一边。谁都没有错,错的是命运。那个刻有字母的杯子,那棵跟奥蒂丽同龄的梧桐树,以及树边的那个池塘,都是命运露出的面孔。爱德华第一次搂抱奥蒂丽,奥托第一次与夏洛蒂相吻,都是在池塘边,夏洛蒂孩子的溺亡也是在那片池塘。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故,悲剧就不会发生。

歌德在小说结尾写道:“这对情侣便这样肩并肩地长眠一地。在他们的墓地上笼罩着一片宁静。与他们相亲的快乐天使从天穹中向他们俯首眺望。要是有朝一日他们一道醒来,那该是多么可喜的情景!”夏洛蒂与奥托的理性战胜了爱情,而爱德华与奥蒂丽却被爱情所驱使,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。歌德这段抒情的文字表明,尽管他在小说中探索了对待爱情的两种态度,但他似乎更同情爱德华与奥蒂丽。

奥蒂丽与爱德华。

在歌德之后,许多文学大师遵循他的模式,写出了更为杰出的以爱情为主线的名著。例如,在1830年,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问世,描写贵妇德·雷纳夫人和青年于连的爱情;在1857年,福楼拜发表《包法利夫人》,描写已为人妻的爱玛与青年赖昂的偷情;在1877年,托尔斯泰写出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描写已有家庭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情。这些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至今仍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同情。

所不同的是,在歌德之后,历史介入了进来,爱情的理由开始变得十分重要。作家们意识到,必须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,出于人自身的原因,而不是由于物理的“亲和力”。德·雷纳夫人对丈夫没有爱,尽管她的丈夫身为市长,却是个庸俗粗鲁的人;爱玛嫌弃当医生的丈夫,难以忍受他的平凡迂腐;安娜厌恶丈夫的虚伪古板,一心追求官场上的职位,毫无生活情趣。

正是触及了爱情的社会原因,成为小说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的标志。这一发展的历程并不长,不到二十年时间,它取决于时代的变化,人们生活态度的变化,即把人的价值观作为爱情的重要因素。正因为如此,这种爱情即使今天仍可能会受到非议,但在小说中,读者并不谴责她们对家庭的背叛,而是同情她们对爱的追求,并将她们的悲剧归咎于社会。

千千万万的读者欣赏这些描写爱情的作品,将它们视为不朽的名著,绝不是为了要接受道德教诲,而是要获得情绪价值(包括悲剧)。有谁会一本正经地谴责德·雷纳夫人、爱玛和安娜的行为呢?难道她们不是比别人更热爱生活?或许,在人们的内心深处,婚姻就是寡淡无味,爱情才令人心驰神往。就此而言,歌德的观点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,他借伯爵的话道出了婚姻生活的永恒问题。

“歌德法则”

有一个法则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“歌德法则”,即爱情小说虽然有着广袤的领域,甚至可以质疑婚姻的缺陷,但绝不能逾越性描写的界限。

在歌德笔下,两对情侣向着这个界限迈出的最大一步,也就是搂抱和接吻。关于性的唯一暗示是,夏洛蒂生下一个婴儿,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很像奥托,当爱德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时,惊愕地说:“如果我还有理由怀疑我妻子和我朋友的关系,这婴儿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据。”他相信这婴儿是朋友与夏洛蒂私通的产物,这显然增强了他的离婚理由。

也许这只是爱德华自己的幻想,却透露出爱情最终指向的肉体结合,这一结合被歌德有意地回避了。歌德只是给读者出了一个谜,让读者去想象,而在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,则是实实在在地写明了性爱的发生。不过,作家们尽管提供了更充分的爱的理由,却依然遵循了歌德的法则。

来看看这些文学大师如何表现性爱的细节,是很有意思的。《红与黑》中,于连不顾一切,在夜里闯进德·雷纳夫人的卧室:“一见他走进来,德·雷纳夫人赶快跳下床。‘该死的!’她叫了起来,有一点儿乱了套。”于连跪下来抱住她膝头。“几个小时以后于连从德·雷纳夫人房里出来时,我们可以用小说中的俗话来说,他已经心满意足,别无他求了。”

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写得较为露骨,爱玛走进教堂,没完没了地跪着祷告,赖昂拉起她上了一辆马车,让马车夫漫无目的地驱车前行,从车里不停地传出赖昂的命令:“走下去!”街上的人全望着这奇怪的景象发愣,“一辆马车,放下窗帘,一直这样行走,比坟墓还严密,像船一样摇晃。”马车走过街区,走过田野,最后在一条小巷停下来,“下来一位妇人,面网下垂,头也不回,照直走了下去。”

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,安娜与渥伦斯基终于结合在一起,托尔斯泰写道:“有一个欲望在渥沦斯基几乎有整整一年是他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……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,可怕的,但因而也是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;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。”接下来的描写凸显出安娜的性格,“他愈大声说,她就愈低下她那曾经是自负和快乐的,现在却深深羞愧的头,她弯下腰,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,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。”

当涉及性的时候,作家们的笔触便变得含蓄起来。对于那个年代的严肃作家来说,女主人公的行为显然不是为了肉体的满足,而是“不甘忍受无意义的生活”。就是说,赤裸裸的性描写不可能是理解人心的一条途径。到了二十世纪,爱与性的边界逐渐被突破,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中,女主人公出轨的原因便是追求纯粹的性欣快。至于多数严肃作家,也只是不断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性的边界,劳伦斯那种详尽的性过程描写于他们仍是难以效法的典范,这倒不是由于道德的束缚,而是出于美学的要求。

《亲和力》外文版封面。

在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年代,再没有什么是禁忌的了,一切都被允许,人们已不知何为界限,严肃作家们之所以还勉强守着边界,是因为性描写的缺陷就是重复和相似,简言之,它没有美感。多年以前,曾在一本书中读到这样一件佚事:康德终身未婚,他的学生为了让老师领略性爱的美妙,给他带去一个女子过夜。第二天,学生们问老师有何感想,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回答道:“一大堆无意义的动作——如此而已。”

这件佚事大概只是出于好事者的杜撰,但它却很好地印证了性描写缺乏美学价值的本体论原因。歌德比康德要小二十多岁,两个人都处在寻求意义的启蒙时代,意义之光照耀着此后的一个多世纪,照耀着司汤达、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等作家,他们笔下的男女之情始终维护着性的神秘,由此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爱情方式。

这种充满诗意的爱情已一去不返,现代人只有从过去的经典作品中,才能体会到从前人们那种痛苦而动人的情感。

撰文/景凯旋

编辑/张进

校对/赵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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